1979年，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涌回城市，中央决定解禁农村工商业。但谁也没有想到，1980年，一个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将给中国的理论家捅出一道天大的难题。

　　在安徽芜湖，一个小生意人的命运正在改变中。他是一个文盲，只认得自己的名字，他的生意是炒瓜子。年广久虽然不识字，但十分精明。他炒出来的瓜子非常好吃，慢慢地在街坊邻里中出了名。年广久给自己的瓜子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傻子瓜子。很快，“傻子瓜子”竟成为芜湖小有名气的品牌。第一个报道年广久的芜湖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陈国胜这样形容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虽然是夏天，天已经黑了，摊位上已经没有什么顾客了，按道理他都应该收摊子了，但他没收，在这儿等着我，我记得他坐在一个长条凳上，弯着腰，托着腮等着我。当时给我第一个印象，他像个大问号。”

　　在当年，对年广久来说，个体经济能走多远，是个问号；对陈国胜来说，个体户能不能作为典型进行报道并号召人们来学习，也是个问号；连美国的《新闻周刊》也在文章标题中用问号质疑：《邓小平能救中国吗？》

　　多年跟踪采访年广久的安徽工人日报主任记者田柏强形容当时的年广久“当时跟着他的父亲做小商小贩，卖苹果卖什么。但到了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生活特别困难的时候，他苹果生意做不下去了，他就跑到江西去贩板栗。板栗属于粮食，粮食是不允许做的。他作为投机倒把被关了一年，关了一年之后他被放了出来，他就买一点葵花子炒一炒，拿到街上去卖。卖了一点瓜子赚一点钱，养家糊口。”

　　当陈国胜的报道《名不虚传的傻子瓜子》在全国传开后，年广九和他的瓜子名气大了，生意也更旺了，一天可以卖出两三千斤的瓜子。甚至外地人到了芜湖都要买两斤傻子瓜子带回去。年广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毫不隐讳自己有钱了。“钞票霉了，就晒在防震棚上。几十万就晒在上头，我们市委的人讲，你胆子不小，这是什么日子。我说我钞票霉了。”

　　年广久晒钞票是当时芜湖城人们最乐于传播的话题。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有人发现，年广久因为瓜子生意好，请来的工人居然已经达到12个。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于是，“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很快成为一场十分敏感的大辩论，遍及全国各地。年广久虽然照常炒着他的瓜子，可是每天总能听到一些对他不利的风声，过去的经历历历在目，这些都让他惶惶不安。

　　“当时他说打办，所谓的打办就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怎么样迫害他，怎样追着他，没收他的瓜子，通过他的谈话当中给我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害怕政策变，再回到过去那个岁月，也希望得到社会的支持。”陈国胜说。

　　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很快他就得到了一个伟大人物的支持，那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时的安徽省农委对傻子瓜子做了一番调研，随后写了一份报告上交到中央，这份报告最后被送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看到了这份报告后，表示可以“放一放”和“看一看”。邓小平的这六个字，等于给年广久放出了一条生路。这时候，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便举到了年广久的例子。

　　在被邓小平点名保护后，年广久的命运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然而，光鲜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危机“他不识字， 有段时间芜湖市的新芜区和他搞联营，搞了个瓜子公司，他在里面任总经理。任总经理的时候，当时他帐目搞得很乱，因为他不识字，下面人拿一个条子给他批，他就画个圈，圈阅，所以他这个帐目很不清，挥霍浪费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陈国胜说。

　　这些问题在傻子瓜子的迅速发展过程中被掩盖了，一直到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一时间人潮涌动抢购傻子瓜子。但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年广久阵脚大乱，公司资金链也一下子断裂了。1989年底，私营经济再度成为灰色名词，芜湖市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立案侦查。审判拖了两年，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终究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一次点到了傻子的名。一个月后，他被宣布无罪释放。直到这一天，压在年广久身上长达的12年之久的问号终于圆满地化成了一个感叹号。

　　2006年年底，财经作家吴晓波特地前往安徽芜湖，去采访这位曾经的“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那里的人们依然记得他。他的傻子瓜子已经交给了儿子打理，自己则和第四任妻子守着一家傻子瓜子的店面。言谈中说得最多的，还是感激邓小平。